2020年02月08日
星期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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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犁读书的“秘诀”

     

  孙犁“对书有一种强烈的,长期积累的,职业性的爱好”,爱书、读书、买书、藏书、包书、写书,一生“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”,“因为我特别爱好书,书就成了生死与共之物”。

  读书,是需要心境的。“一人在室。高烛并肩,庭院无声,挂钟声朗,伏案修书,任其遐想”,这样神仙般的日子,孙犁享受过。“院中儿童追逐投掷,时有外出流氓,手摇大弹弓,漫步庭院,顾盼自雄,喧嚣奇异,宇宙大乱”,无论周围的世界多么嘈杂,孙犁依然故我,闭门读书。不过,有时候也让孙犁无可奈何,“此数日间,亦不得安静,何处可求镇静之术,余不惜刀山火海求之”。

  读书,要持之以恒,不能轻言放弃,“选择了一本书,我就要认真把它读完。半途而废的情况很少”。即使是极为特殊时期,孙犁读书的习惯依然雷打不动,“近日家事纷扰,且加以地震,平日弄书之习,中止近两月矣。昨晚又有震动,同院嘈杂,余麻痹,稽留室内,忽念及此书,愿读书法家所爱之文章诗词,遂从柜中取出,量纸裁装,如地大震,则一切覆埋。幸而平安,则仍为人生一乐也。”“家事纷扰,且加以地震”,保命要紧,哪还有心情包书读书?但孙犁并未因之乱了阵脚失了方寸,心之坦然,安安静静地读《三希堂法帖释文》。

  读书,要“择善而从”。

  要读自己感兴趣的书、适合自己的书,“我读过的,你不一定去读,也不一定爱好。我没有读过的好书多得很。而我读书,是从来没有计划,是遇到什么就读什么的。其中,有些书读了,确实有好处,有些书却读不懂,有些书虽然读过了,却毫无所得。”

  要读与自己的气质相投的书。孙犁在给铁凝的信中提及,“多大的作家,也不能说都能投合每个人的口味。例如莫泊桑、屠格涅夫,我知道他们的短篇小说好,特别是莫泊桑,他的短篇小说,那真是最规格的。但是,我明知道好,也读了一些,但不如像读普希金、高尔基的短篇,那样合乎自己的气质。我不知道你们那里有什么书,只是举例说明之。今天想到的就是这些。你读着脾气相投的,无妨就多读他一些,无论是长篇或短篇。屠格涅夫的短篇,我不太喜欢,可是,我就爱读他的长篇。他那几部长篇,我劝你一定逐一读过,一定会使你入迷的。”

  读书,是要讲究方法的。“读书,应该把随时的感想记在书眉上,读完一本,或读完一章,都应该把内容要点以及你的读后意见,记在章尾书后,供日后查考”,孙犁读高中时,“在一本一本练习簿上,用蝇头小楷,孜孜矻矻做读《费尔巴哈》和其他哲学著作的笔记”。好记性不如烂笔头,孙犁提醒我们:“读书读到自己特别喜爱的地方,就把它抄录下来。抄一次,比读十次都有效”。

  耕堂读书随笔、理书记、耕堂题跋、书衣文录、读作品记,是孙犁读书、包书的副产品,这些“读书的印象断片”与陈原的“书林漫步”、唐弢的“晦庵书话”、黄裳的“榆下说书”一样,都是读书记中的精品。孙犁读书,不是走马观花,而是“结合自己的创作和人生阅历,用心地读,认真地咀嚼,在普通的书里尝出自己的滋味来”(吴泰昌)。如果不喜欢,孙犁也会把自己的感受很直白地表达出来。比如阮元的《小沧浪笔谈》,他就毫不客气地批评一番,“此大人物之著作也,装腔作势,为圣人天子立言。此人名声如此煊赫,以其所居官大,余殊不见其诗与文之佳处也。同为‘文达’,其文笔不及纪晓岚远矣。”

  为了读书,孙犁买了不少书,“买书就像蔓草生长一样,不知串到哪里去”。逛书摊,邮购书,无论是书目书、经部书、史部书、子部书、集部书,还是农桑畜牧花卉书、金石美术图画书,孙犁都有收藏。喜欢的书,还不止藏有一种版本,“《世说新语》,我有四种本子,除去明刊影印本两种,还有唐写本的影印本,后来的思贤讲舍的刻本。《太平广记》也有四种版本:石印、小木版、明刊影印、近年排印。《红楼梦》、《水浒》,版本种类也有数种,包括有正本、贯华堂本。”当然,收藏的书,并非都是他喜欢读的。有时候,即使废置不用,也要购,也要藏。比如俞樾的《诸子平议》,孙犁也知道“此即清代之学术。学者竭毕生之力而为之”,但“今日读之,昏然欲睡。余购此类书,不下数种,将长期废置矣。”

  孙犁藏书不少,有人想借阅,对于不同的书,他是有不同的处理方式的。如果是用处不大,也不喜欢的书,他“宁可送给别人,不要他还的”;但如果是“要用的书,即是所谓藏书”,他是“不愿意借出去的”。不过,也有例外,“即使是我喜爱的书,在一种特殊的时机,我也是可以慷慨送人的。例如抗日战争爆发以后,许多同志都到我家拿过书。大敌当前,身家性命都不保,同志们把书拿出去,增加知识,为抗日增加一分力量,何乐不为?王林、路一、陈乔,都曾打开我的书箱,挑拣过书籍。有的自己看,有的选择有用的材料,油印流传。这些书,都是我从中学求学、北平流浪、同口教书、节衣缩食买下来,平日惜如性命的。”

  孙犁对书爱护备至,从童年时就养成了爱护书籍的习惯,“污者净之,折者平之”,“遇到心爱的书,总得先把它保护好,然后才看着舒适放心”。他很享受包书的过程,“每逢我坐在桌子前面,包裹书籍的时候,我的心情是非常平静,很是愉快的”。1975年2月5日,孙犁上午包蒋瑞藻编的《小说考证》,下午想包《小说枝谈》,“苦未得皮纸为此书裹装”。办法总比困难多,“适市委宣传部春节慰问病号,携水果一包,即此纸也。余亟倾倒水果而裁装焉”,问题就这样轻松解决了。缺纸时想尽一切办法解决,纸富余时又该咋处理呢?冉淮舟送孙犁一卷纸,已经包线装书快一百本了,还有不少剩余,“纸不用尽,则心不能安。觅书裁纸,不督自励,此习惯势力也。亦无计划,包否如抽签。今纸已尽,可止矣乎。”真如孙犁自己所言,“爱书成癖,今包装又成癖,此魔症也”。包书不是孙犁一个人独有的习惯,他1975年4月18日在《小腆纪年》的书衣上写道:“余中学同窗张砚方,雄县人,买书后即包装之。余今效之,此人不知在何处。”

  孙犁“惟对于书,不能忘情”,他喜欢无拘无束地读书,唯有如此“印象特深,乐趣也最大”!

  (作者:宫立,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)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“孙犁年谱长编”〔19BZW125〕的阶段性成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