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0年02月08日
星期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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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曾祺与“游于艺”

      

   “上帝”死后,西方社会陷入了精神危机。于是,他们开始寻找替代之物,其中一个方案就是用艺术代替上帝,用审美代替信仰。随着机械复制时代和影像时代的到来,这个愿望似乎已经实现了:一页说明书的背景,一本书的封面,一件商品的包装,一块面料上设计,大街上的设施,商场里的装饰……人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被艺术品充塞,这个审美世界在为大众制造快乐、梦想和欲望。这就是西方人倡导的“日常生活的审美化”。

  “日常生活的审美化”在中国可不是什么新鲜事。《论语·述而》中说:“志于道,据于德,依于仁,游于艺。”“游于艺”就是要求人们把沉浸于“艺”当成人格成长与完善的方式——这可不就是“日常生活的审美化”?有人说这里的“艺”指的是“六艺”,但实际上范围应该更广,包括琴棋书画、天文历算、农桑水利、医药百工等。

  汪曾祺曾经说:“在传统文化里,我受儒家的思想比较深。”(《小传·有益于世道人心》)他笔下的小人物,多体现了儒家的人格理想。无论是贩夫走卒,还是知识分子,凡是人格健全的,往往都有“艺”陪伴。王小玉精通刺绣,作品活灵活现(《百蝶图》);靳彝甫一年四季养水仙,放风筝,种荷花,斗蟋蟀(《岁寒三友》);王淡人乐于在院里种花种菜,尤爱钓鱼(《钓鱼的医生》)……汪曾祺本人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:他是文坛有名的“美食家”,厨艺精湛;他懂音律,能唱戏,善箫笛;还常常题诗、写字、作画。有“艺”陪伴,沉迷其中,涵养精神,生命就会有滋有味。这样的生活方式,就是儒家的“游于艺”,就是我们本土的“日常生活审美化”。在汪曾祺笔下,这些能“游于艺”的人还有一个共性,就是心地纯良,乐善好施。在儒家看来,“游于艺”与“据于德,依于仁”是相通的,美与善是统一的。

  儒家讲究中和之美,讲究“乐而不淫,哀而不伤,怨而不怒”,让人平日里保持理性,保持一种静态的生活。不难推测,儒家倡导的“游于艺”的“游”,属于一种“日神精神”。可是,同样的一个“游”字,在汪曾祺的笔下有两种阐释:凡是写他日常人物的时候,都是静态的“游”,完全是“日神精神”,很有儒家风范;一旦写那些显露自我性情的作品,就显示出对动态之“游”的神往,“酒神精神”的意味十足。汪曾祺评论阿城的《棋王》时,不仅欣赏王一生平日“呆”在棋里的状态,更渲染他以一人之力击败一群象棋高手的壮举。在汪曾祺看来,以“艺”滋养精神,不仅是为了“贵生”,更是为了实现生命的张扬和喷薄。汪曾祺四十年代写过一篇题为《艺术家》的散文。“我”被哑巴画家的画作所吸引,进入到一种忘我的迷狂状态:“我走近,退后一点,猿行虎步,意气扬扬;我想把衣服全脱了,平贴着卧在地下。沉酣了,直是‘尔时觉一座无人’。我对艺术的要求是能给我一种高度的欢乐,一种仙意,一种狂:我想一下子砸碎在它面前,化为一阵青烟,想死,想‘没有’了。这种感情只有恋爱可与之比拟。”这是审美状态,但生命在这一刻被激活了。

  尼采曾描述过一个原始民族的酒后狂欢:大家一起跳舞,激情四溢,恍然一体,打破了主客分离的状态,消除了孤独。汪曾祺写过一篇名为《道具树》的散文,描述了自己参与一场表演的真实体验:“你在一个宏壮的集合之中,像潮水,一起向前;而每个人是一个象征。我惟在戏剧圈子里而见过真正的友谊。在每个人都站在戏剧之中的时候,真是和衷共济,大家都能为别人想,都恳切。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在那种时候看得最清楚,而好多人在弄戏的时候,常与在‘外面’不一样。于是坦易,于是脱俗,于是,快乐了。”在表演中,个体与群体融合在一处,理性与激情携手并进,人们融为一体,组成了真正的“审美共同体”。这是“游于艺”,有形式的约束,没有完全放弃理性,但是汪曾祺已经在里面注入了西方现代的“酒神精神”——这当然属于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。

  西方人想让审美拯救人类,但是,当日常生活审美化之后,人们发现,一切都已经庸俗化了,不能起到提振精神的作用。无处不在的审美让人产生疲劳感和麻木感,降低了人们的艺术感受力。工业、商业和权力共同操纵了审美化的世界,艺术激发不出人们的个性;相反,共同的审美趣味在泯灭人们的个性。儒家的“日常生活的审美化”则不同,人始终是艺术活动的主导者,借助着艺术创造,人得以保持个性。汪曾祺倡导儒家的“游于艺”,还对“游于艺”进行了现代改造,注入了“酒神精神”,在艺术状态下找到了“完整的人”。有人说汪曾祺是“最后的士大夫”,他确实有士大夫的风范,但不守旧,不复古,骨子里其实很现代。

  (作者:翟慕航,单位: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)